北宋金石学家刘敞曾如此总结古代青铜器研究的价值：“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在他看来，青铜器不仅承载着古代的制度与文化，更是理解历史的钥匙。千年之后，围绕青铜器展开的学术活动、出版成果以及相关的政治实践，依然为现代历史学者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
台湾大学的许雅惠教授长期从事青铜器及两宋金石学的研究，尤其关注两宋学者如何通过青铜器探索上古三代的文化复古现象。其新作《三代遗风：古代中国物质文化中的复古》，汇集了她近年来的代表性研究，分为金石考古、再创典范、世传衍变、东亚流风四个部分。这本书通过具体的学术论文探讨了复古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尤其是如何借助物质文化来再现和解读历史。由于本著为作者单篇论文合集，跨越了相当广阔的时空，议题侧重点各不相同，难以笼统论述，故笔者在此主要选取与个人研究方向较为相关的第一、二编，以此思考艺术史的两个核心问题：不同时期的“复古”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不同的复制媒介如何影响时人对古代的理解？
《三代遗风》，作者： 许雅惠，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
撰文｜熊鹤婷
文化政治背景下的古典传承
二十世纪初，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认为两宋为中国自中古转向近代的起始。稍后，宫崎市定进一步将宋代的发展类比作意大利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尽管如今“文艺复兴”之概念已历经海内外学界的数轮批判和讨论，但具体到文学、艺术史领域，我们仍能从彼时的种种新变中寻得某种转向的共性。例如，日本的宋代文学史学者吉川幸次郎即指出，相较唐代诗歌，宋诗更为关注日常生活的细节，不但把诗歌作为抒情之所，也借其表达形而上的理性思索。美国学者艾朗诺（Ronald Egan）亦从北宋的一系列收藏、鉴赏活动中见出12世纪前后文人士大夫围绕“美”与“私有”等议题产生的焦虑与欣喜。
随着科举社会的逐渐成熟，上追三代遗风的思古之情和向内自省的个人理想主义彼此交融、刺激，造就了与前代截然不同的文化性格。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北宋见证了金石学的滥觞与快速发展：随着北宋仁宗朝以后儒学运动的兴起，沉浸在经典中的文人士大夫力图通过文献、礼器重现三代之盛，而彼时风云变幻的政治局面又多少影响到了诸如《考古图》《宣和博古录》等图集著录的编纂。
《宋史概说》，（日）吉川幸次郎 著，读库｜新星出版社2022年版。
聚焦北宋金石学之滥觞的第一编尤其关注不同的社会身份、政治事件对金石学家的研究兴趣、研究方法产生的影响。北宋素有“士大夫共治天下”之美誉，在此影响下，许多当代艺术史学者都十分强调彼时政治史与艺术史之间的关联。不过，相当一部分以政治史介入艺术史研究的早期尝试都未脱离传统的党争叙事，将复杂、多元的政治主体及行为分属于简单的二元对立框架下，过分强调新旧党立场之分对书画、古器物著录的影响。然而，仅仅徽宗一朝，党争的激烈程度、政治迫害的形式，以及对不同“党派”的划分和定义，便已数次更张，很难仅以笼统的二元化分概而述之。学者的政治立场究竟会对系列艺术活动产生多大影响，更需区别而论。例如，在艺术收藏方面，士大夫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很可能并不来自与自己立场不同的其他文人藏家，而来自徽宗广泛、深入的古器物搜集对私人收藏带来的巨大威胁。在〈宋代士大夫的金石收藏与礼仪实践——以蓝田吕氏家族为例〉〈今之古礼——司马光《书仪》与蓝田吕氏家族墓地〉等文中，许雅惠回避了简单的党争二元思维，转而关注京、洛收藏圈外京兆收藏群体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党争史之外的历史主体，也敏锐揭出吕氏将古器“日用品”化的行为，让我们看到文人面对北宋末统治者广泛搜求私人藏品时巧妙的自我保护之举。
距“宋代近世说”的提出已过去近一个世纪，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宋代”这一笼统的时代分期远远不足以概述三百年间的风起云涌。仅仅北宋一朝，便至少能区分出继承五代余续的太祖至真宗朝、儒学复兴的仁宗时期，以及可以被称作“后变革时代”（方诚峰语）的神宗朝以后。南宋偏安杭州，君臣关系、宫廷建制乃至财政制度皆发生巨变，与金、元的和战关系贯穿朝野大小政策的制定，外交史与政治史之关联远较前朝紧密，却又缺少如《续资治通鉴长编》那样编年明确、叙述基本完整可靠的基础史籍，其研究无疑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以本著关注的金石学为例：南宋继承了北宋中后期以来对古典的高度兴趣及金石学研究的成果，它无疑象征着赵宋王朝的昔日辉煌，亦为高宗新立王朝合法性的来源之一；然而，朝野上下又要时时以宣徽年间的一系列亡国悲剧自警，拉开新政权与北宋末年之间的差距。
两宋以金石学为代表的物质文化的接续、变化，或许可以部分回答本节开篇提到的问题：不同时期的“复古”究竟意味着什么？所谓“复古”，当然不意味着轻易越过漫长的时空，与往昔的生命毫无隔阂地对话。每个时代对于“古典”的理解至少蒙上了两层滤镜：第一层滤镜，是前人对古典资源的保存、转译，以及无可避免的误解；第二层滤镜，则是同时代人对近代“古典中介”的判断与定位。若没有北宋文人对“玩好之物”的正名、丰富的金石学研究成果，南宋初年对古青铜器的大规模搜求大抵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如此广泛的响应；如果没有徽宗朝的供奉机构、礼制机构为参照，立国不久的高宗也无从在绍兴十四至十五年间（1144-1145年）便重建起研究、铸造新礼器的礼制局。
《美的焦虑》，（美）艾朗诺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技术的限制如何影响古典的再现？
历史的“滤镜”不仅是观念变化的结果，也是复制、传播媒介的技术限制下造成的偏移。金人攻陷首都汴梁之时，宫廷收藏甚至能工巧匠悉数流散。依《宋史·钦宗本纪》：“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而赵明诚临别李清照时的嘱托，则让我们看到私人藏家被迫割舍自己珍若性命的收藏时的无可奈何：“逼不得已，先去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具存亡，勿忘也。（《金石录·后记》）”
南、北宋之际的战乱沉重打击了北宋末年繁荣一时的公私收藏，那些一度被视作珍宝的古物或遭到破坏，或被掠夺至北方。在青铜器实物大量流失的情况下，南宋人究竟如何重现往日的辉煌？〈南宋金石收藏与中兴情结〉一文勾勒出三种沟通起北、南宋金石学的重要媒介：其一，是石本、木本拓片；其二，是如《宣和博古图》《三礼图》《考古图》等图录著作；第三种情形为前二者的衍生，即以《宣和博古图》为范本铸造的仿古铜器。值得注意的是，铜器实物转换为拓片、著录等纸本媒介的过程同样要经历至少两次偏移——首先是三维实体转化为二维图像的差异，其次是不同类型的书籍、拓片自身特性的差异。
宋刻十卷本 《金石录》 书影。
有限的复制、印刷技术已为金石学家编纂的图录框定了再现程度的上限，而他们选择著录的器物、编订的图文内容又鲜少遵循着档案式全面、客观的记载。战乱后，铜器实物难得，拓片成为士大夫主要的收藏对象。尽管石本拓片在北宋金石学家间已相当流行，但彼时的藏家毕竟尚有条件经手实物，拓本多起到保存铭文、辅助研究之用，并不强调对三维器形的再现。时至南宋，拓片愈发重视对铜器纹样、外形的记载，甚至出现了还原器物全形的尝试。例如，收录南宋王厚之收藏铜器拓片的《钟鼎款识》一书内，后被阮元称作“商鹿钟”的拓片不仅完整呈现了一侧的钟形与纹饰，还拓印了钟体上方的钟柄，显然远远超出了记录铭文的需求。更能体现出彼时“实物”概念受到重视的例子是洪适的《隶续》：与同样收录石碑碑文的北宋《集古录》《金石录》对比，洪适在录入石碑文本之外，还添加了记录碑体形状、碑首和碑侧装饰、石刻画像的内容。考虑到原石的尺寸，《隶续》收录的图像显然并非原拓，而是先描摹缩小、翻印成木刻本后转印的结果。许雅惠敏锐地指出：“（《隶续》内的三卷‘碑图’）所据的二手描摹本并非线描图，而保留黑底白字的拓片效果，乍看之下令人误以为是拓片。这般的拓片效果多少加强了这些二手图像的真实性与权威感，令读者翻阅碑图时不免联想到原石。”（《三代遗风》第139页，下同）南宋著录里的拓片不仅仅是单薄的文献载体，更凝固了石碑实物之下暗流涌动的历史与记忆。前朝一度兴盛的古物收藏潮流在北宋末年席卷中原的战火和掠夺之下戛然而止，对风雨飘摇中仓促立国、力求中兴的南宋而言，拓片不仅仅是三代高古的再现，更无比直观地象征着赵宋正统的延续。换句话说，南宋的复古指向了两重经典的叠加：
南宋的金石收藏与研究并非没有新的发展，这些新突破特别展现在对文物的复制上－无论是以拓片（或如拓片般的图像）存物之形还是以铜器、陶瓷仿制记录在图录中的古铜器—这些复制的古物延续了原物的生命，也让北宋汴京的文化盛世得以在临安重现。（第152页）
不同时期的金石图录著作亦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情况。宋代为中国印刷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文献学、书籍史领域皆对这一时期的刻书、藏书、版本流变多有关注。诚如许雅惠所言，目前围绕宋代书籍史的讨论，大多遵循着法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沟通回圈（Communications Circuit）”范式，探讨从出版到消费这一过程中不同参与者扮演的角色，侧重于分析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社会因素的作用。
然而，近十个世纪过去，今日的研究者已很难从宋代史料的只言片语中还原图录最初编订的历史情境，留存至今的图录著作也鲜少直接记载具体的印刷、流传过程。面对这一困境，今日的研究者或许应回到书籍的形式与排版本身，尝试从内部解读出同样丰富的信息。20世纪末，书籍史学者唐纳德·麦肯锡（Donald F. McKenzie）在其著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a Text回顾了18世纪以来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戏剧作品形式（包括字体、排版甚至首字母大小写与否）的变化，从版本的差异中见出编辑、读者对同一作品的不同理解（Donald F. McKenzie,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3）。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也提醒我们，任何一种对文字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都依赖于读者接触到的物质载体，文本表现形式上的基本变化定然会改变其参考背景和诠释方式。诚如许雅惠所言，麦肯锡、夏蒂埃提供了进入宋代书籍史乃至金石学的另一条路径，即关注诸如装帧样式、版面设计等书籍视觉形式，从中见出文本材料隐而不宣的意义。以《三礼图》一书在宋元间的流传为例，作者对比了现存的《新定三礼图》（南宋淳熙二年镇江府学刻公文纸印本）和《重校三礼图》（元大德十一年析城郑氏家塾刊本），发现宋至元代《三礼图》的编排经历了视觉性逐渐减弱的过程，反映出该书从兼具图样功能到褪去实用性、成为纯粹经学典籍的变化。
《书籍的秩序》，（法）罗杰·夏蒂埃著，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版式、功能的变化，本质上是宋代知识体系革新的直观反映：《三礼图》为图解先秦礼仪经典《周礼》《仪礼》《礼记》之书，据作者推断，汉、唐期间，《三礼图》不仅被视为经学著作，更具有图样价值，是指导上层阶级制作礼仪器用的重要参考书。时至北宋中期，士大夫开始广泛收集地下出土的商周古铜器，针对《三礼图》书中错误的批评与日俱增，宫廷礼器样式也随之发生巨变。这一过程中，长久施行的《三礼图》经学系统逐渐被《释奠仪图》的金石学系统取代，失去了早期的图样作用。南宋初年编订《新定三礼图》时，《三礼图》的权威性已受到挑战，但南宋官方新编订的《绍兴制造礼器图》尚不普及，在地方影响更大的《释奠仪图》则要至绍熙五年（1194）才颁布。现存的《新定三礼图》图样大、视觉性强，图、文紧密结合，应为过渡时期不得不使用的铸器图样。随着13世纪《释奠仪图》的普及，《三礼图》逐渐丧失图样功能，成为纯粹的解经著作。大德年间编订的《重校三礼图》，文字方向更为清晰、易读，但插图大大缩小，图文对照不易，图像重要性退居次要，即为这一变化的结果。
许雅惠对《三礼图》后世流变的分析以有限的视觉材料为入口，从可见的结果倒推观念形成的过程，为视觉分析、形式分析如何介入书籍史、知识史研究提供了佳例。可稍作补充的是，书籍的图文关系既是观念变化的结果，也受到不同时期装帧样式、刊刻技术的影响。例如，《新定三礼图》为蝴蝶装，“装用倒折，四周外向”（《明史·艺文志》），一叶的图像、文本都刻在同一版上，图文排布较为灵活，利于发挥礼器图样的作用。随着后世包背装的普及与礼器知识的更新，《三礼图》无论内容还是版面形式都已难以适应新的知识体系。古典内容与传播形式的变化互为因果，加速了彼此的新生。
《新定三礼图》清代影刻刊本。
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曾徘徊在罗马的废墟间，任凭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这些来自过去的碎片不仅是古代辉煌的见证，也象征着文明的易逝与衰败。在本著开头，许雅惠如此感叹道：
对古代遗存的兴趣总在特定的时空脉络下被点燃，且往往与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其终极之关怀，有些公开宣告，众所周知；有些则密而未宣，但志同道合者自能领会。只有经过仔细梳理，现代的研究者才能揭示出那些隐而不显的内部宣言，掌握金石收藏与研究在历史、文化及政治等诸多因素交织下的动态发展。（第3页）
古典的遗物为此刻的时间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门，它们既等待着被继承，也随时向新的阐释敞开。《三代遗风》并未止步于感叹往昔如何在废墟上空飘荡而后消散，而是让我们看到了历代如同接力赛一般的对“古典”继承：随着观念、传播媒介的无数次革新，每个时代的文人从前人手中接过的“古典”都发生了微妙的偏移。这一漫长的偏移绝非令人叹惋的残缺或遗憾，而是历史学者开启不同时空的钥匙。
撰文/熊鹤婷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